作者：杨恒均 来自杨恒均的博客
有读者来信，说喜欢我那些轻松幽默、带点恶搞的文章，希望我多写一些类似的。还有年轻的读者说，原本以为我是一脸正经一丝不苟的政治动物，原来竟然也……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恶作剧，也就是恶搞的初级形式吧。从事写作后，只要有灵感，我总会不失时机地回归本性，炮制一两篇恶搞类的东东逗大家一笑，如果能够引起读者笑出眼泪，笑出思考，我也会开怀大笑的。
不过，相对于靠文字文章恶搞，我更是一个恶搞的行动派。回顾走过的路，发现我的人生竟然是被一连串恶搞穿在一起的，有些还相当有水平。
记得最早的恶搞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是1987年——说到这个年份，有心人就应该知道我们毕业的前一年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在什么地方。不错，1986年的学潮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高年级学生，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积极参与者。后来耀邦下台后，风向转了，学校清算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学们才在大小学习会上异口同声地宣称，我们不是参加游行，我们是去观摩考察的。你想，我们是学习政治的，发生这么大的政治事件，怎么可以不去——围观？我的前后两任辅导员周琦与浦兴祖，都是很理解学生，很不错的老师，所以，我们班同学在接下来的秋后算账中，安然无恙。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毕业的时候却节外生枝了。原来，我们班有几位同学在大家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学最终总结的时候，突然跳了出来，声称要来真格的，要触动灵魂深处。他们宣称，每个同学必须坦陈自己内心深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以及对大学四年的缺点来一个总结，不过，你不说也没有问题，因为还要发动其他同学给你提意见，指出你的缺点。
更有甚者，半天会议下来，竟然从揭露内心深处的自由化发展到每个人都需要深挖自己性格缺陷，例如，有些同学好争论，被冠上“不谦虚，有时骄傲自满”，你自己不说，人家就要揭露，大家同学四年，自然清清楚楚。如果放在平时，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是，根据当时当局的要求和学校的规定，我们这次会议评定每位同学的记录是要直接放进每一位同学的档案袋里的。
这就非常严重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学习政治的同学，离开大学时，毕业文凭和分数远远没有档案袋里的那薄薄一张评语重要。更不用说，我们班就有六七位同学分配到国家安全部门情报系统工作，四位同学分配到军队系统穿上了军装，而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则分配到比军警系统还要左的外交部下属单位，如果档案上出现一些自由化的字眼，很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些人一辈子的政治前途啊。
可我们班偏偏就有那么两三位同学不知道是真左，还是脑袋进水了，偏偏要逼大家自揭缺点，还要发动大家互相揭发。还美其名曰对于我们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有好处。实在让我挺愤怒的，你想，连北京秋后算账都没有怎么样我们，同学中竟然出现了这种人？不管你是因为毕业分配不高兴，还是你真心要配合北京整一下有自由化思想的青年学生，你都和大家干上了，其中就包括我，我能坐视不理？
于是，就在今天依然没有拆掉的复旦大学学生宿舍7号楼里分组讨论里，我跳起来要求发言。我的发言是这样的：既然有人要彻底触动灵魂深处，要把四年中我们的缺陷一网打尽地写进档案，不让自由化思想从学校流窜到社会上，那么，我愿意第一个坦白，不愿意等大家来揭露我，但条件是，我坦白之后，所有的人，包括你们几位（那几位要上纲上线的）必须和我一样坦白，不管是向同学，还是向党，好好交一下心——
然后我大声说，大学四年，虽然记不起次数了，但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下，我手淫了XX次……我的自我批评到此为止，现在我要求你们必须像我一样坦白，否则，等大家揭露出来就不太好了。
各位，大学四年，同处一室，谁不知道谁啊？半夜三更，那床上的“吱吱”声，就算是最优秀的共产党员，也知道不是老鼠发出的声音啊。当初我们虽然是以寝室为单位开小组会，但寝室都是门对门的，女生也在场。我的发言声一落，恶搞的效果就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在为如何轻描淡写自己的缺点操心，又都不知道其他人会如何“揭露”自己，谁都怕写进档案，可我的“恶搞”让他们立即找到了比“资产阶级自由化”更邪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是无论如何无法写进档案的。
这是我最著名的一个恶搞，后面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了，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我的档案里写进了什么。但这个恶搞至少缓和了我和大多数同学的困境。当然，因为毕业前一年的那个学潮，我们最后还是被最高当局“恶搞”了，我们那一届毕业分配相比前几届，差了很多。那件事也让我朦胧意识到，也许我们幽默风趣，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恶搞周围的人，但面对强权，我们别无选择，始终是被恶搞的对象。
我们这一代人都自以为曾经真诚过，而且始终是向往“崇高”的，我从小就想按部就班地学习和生活，用现在的标准判断，也可谓多才多艺。现在我告诉朋友，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早过了，那是我刚刚进入初中的时候，在公社举行的文艺汇演中上台拉二胡，结果把台下的观众拉得如痴如醉，鼓掌不停，我连拉了三曲，差一点“下不了台”。
可朋友左看右看我好久，就是不相信我竟然会拉二胡。幸亏有一个初中同学最近写了一篇博文，说到当时的情况。除了二胡，我最擅长的是武术，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练习，在高中毕业前，我的右手已经可以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击碎砖头了。
不过这些爱好到进入大学后就一一丢掉了，由于中国的大学难进易出，我的四年大学过得糊里糊涂，钱没有赚到，书没有读多少，女也没有泡到。参加工作后，兴趣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迷上发源于美国的霹雳舞（Break Dance）。这本来是一种年轻人发泄充沛精力的一种舞蹈，可我却用它有意无意地恶搞了多次。
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会认为我小题大作，跳跳霹雳舞有什么啊？不就是和现在的街舞一样，和麦克杰克逊的太空步一样？但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如果你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场合跳霹雳舞，你就不这样认为了。
事实上，我得坦诚，我并不是有意恶搞，而是我天性如此。不管是外交场合，军队系统，还是警特的聚会上，只要我高兴，我就会跳上一段霹雳舞。记得有一次是1990年在北戴河的学习班上，当晚有北京前来同乐的领导参加我们学员的文艺晚会。一位领导建议我跳一曲霹雳舞，于是我就跳了。跳完后，大家就鼓掌，掌声停下来的时候，我意犹未尽脱口而出：各位，这舞就是我上次到美国学习的，美国有很多好东西，我就学了这个回来……
说完这句，没有听见任何掌声和笑声，我就下去了。后来有同事告诉我，小杨，你啊，你真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啊。他的意思很明白了，我在这个政府应该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了。他是从政治常识推测出来的吧，因为那天晚上看我跳霹雳舞的人，是1989年后负责肃清美国流毒的急先锋。虽然第二天，一位领导见到我后，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含蓄地对我微笑着说“哦，年轻人，哦，年轻人”，但我能够感觉到，我无意中恶搞了共和国那批眼睛里最不能揉进沙子的人。
霹雳舞的英文名字叫break，跳舞者叫breaker，这个英文词更多的是翻译为“毁坏者”，“非法闯入者”，“破冰者”，“开拓者”……我很喜欢这些翻译，这么多年来，我早已不跳霹雳舞了，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breaker.我要毁坏的是一种旧的制度和陈旧的观念，我要闯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当然，要做到这一切，尤其是要break（打破）强权和利益集团，我们首先要开拓和改造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深处。
我人生中有太多的恶搞，可如果问我这辈子最大的恶搞是什么，那一定是我的三本小说（《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我恶搞了连那些最喜欢恶搞的人都不一定愿意恶搞的那部分——我们自己的切身经历，曾经的信仰和发誓直到海枯石烂的追求……
写到这里，年轻的朋友一定想打断我发问，你说的这种恶搞，并不是我们说的网络上的那种恶搞啊。没错，是有点不一样，但恶搞有很多种形式，还有不同的层次与内容。我喜欢网络上的一些引人发笑，轻松自如的恶搞，但我的经历却也告诉我，面对一个很黄很暴力，一直在肆无忌惮恶搞与“正搞”民众的强权和利益集团，网络上的那些恶搞——特别是那些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恶搞，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流行于部分青年人中的恶搞是以讽刺“伪崇高”，嘲笑“真诚”为手段的，可在一个从来不存有真正的崇高，真诚早就如恐龙一般绝迹了的国度，你如何去恶搞“伪崇高”，又如何去嘲笑真诚？所以，这种恶搞犹如剥洋葱，到后来发现内核空空如也，恶搞着无限失落，更有甚者，玩到最后，恶搞着反而被更会恶搞的强权和益集团们恶搞了。
从我自己恶搞的人生经历出发，我认为，要恶搞那些一直恶搞民众的强权和利益集团，最好的武器反而是真实、真诚和真心……
杨恒均 200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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