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2011-01-21 星期五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带着戒心与期望来到北京，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就笔者的观察以及访问相关中美问题专家，拨开中美军事交流表面上迷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媒体、文化与传统、意识形态（或称冷战思维），这是阻碍中美军事交流的三个“障碍”。
媒体批评不必放大
中美之间怎么了？如果你只从媒体上去了解，看到的几乎都是尔虞我诈、互相猜疑，甚至剑拔弩张。就在盖茨访华前夕，《纽约时报》等媒体连续发表鼓吹中国军力威胁的文章，其程度之过分，连美国自己的媒体人也看不过去了。美国“民族”网站发表美国人罗伯特德莱福斯质疑美国媒体的文章，称中国至今军力还落后美国一代以上，中国人不说美国威胁已经不错了，美国反倒每天来说中国是威胁，实在是可笑。
当然可笑的并不仅仅是美国媒体，中国的媒体虽然都比较有“纪律性”，但毕竟这些年也拥有了较多的言论空间，例如《环球时报》等就常常语出惊人，弄得一帮年轻读者以为最近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随时会攻击中国，以缓解美国的经济危机与实现重返亚洲的梦想。
笔者认为，相对于西方独立的媒体（几乎没有“国营”的），中国媒体虽然更有约束性，但西方人往往还用以往的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所有的媒体都传达了“中南海的声音”，从而过分关注中国一些媒体的声音，错误判断形势。例如很多西方智囊就认定《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就代表了中央的政策，其实，它不过是更多地倾向于博取年轻读者青睐的一份媒体而已。
当然，中国方面也应该认识到，美国人经营媒体的理念与手法都与中国人大相径庭，某个媒体上的评论与“深度分析”，只能代表某一派甚至某一位美国专家学者的观点，没有必要拿着放大镜，把这些批评、攻击中国的媒体都找出来，弄得自己胆战心惊，以致影响了与华盛顿打交道时的自信与镇静。
猛牛闯进了瓷器店
第二个阻碍中美军事深入交流的“障碍”就是文化与传统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美国人也许会说，我们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文化，也说不上有多长的传统。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他们的文化历史太短，以致根本弄不懂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所以，双方的交流就出问题了。
中国自认为是“礼仪之邦”，凡事讲究礼仪与策略，在美国人看来，就成了过分顾及“face”（面子）。十几年前，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Face”，分析中国是如何地讲“面子”，一时成了华盛顿外交官们的必读。可惜，这本书中对中国人讲“面子”的描述与评论几乎全是冷嘲热讽与负面的。
这也难怪，当一位据说要来中国“探讨建立战略对话”，要建立“军事互信”的美国国防部长抵达北京前，并肯定会受到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将军欢迎的时候，竟然在飞过太平洋的飞机上说出一连串听上去一点也不“太平”的话。不知道是要给自己壮胆，还是要有意撕破中国人的“脸面”，盖茨在出发前往中国，以及在飞机上都语出惊人。例如，他说：“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因金融危机而成了一个日趋衰落的国家，那他们就错了”。他还说：“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认为美国衰落、低估美国的韧性与活力的人终会走进历史的垃圾堆。”——盖茨先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中国领导人说过美国衰落的话，如果他是从中国的网络上听到了片言只语，他应该充分尊重中国民众的言论自由，而不是把这些话嫁接在中国领导人的头上。这样语带轻蔑与威胁而出的语句，对于一个讲究礼仪的中国人来说，显然犹如猛牛闯进了瓷器店。盖茨在飞机上还说到中国军事威胁等一系列听在任何一位中国人耳中都有点“不靠谱”的话。
美国人的坦率是出了名的，美国国防部长在国会听证的时候，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还是出于想国会多给一些军费的考虑，把中国拿出来折腾与攻击一番，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想一下，就以目前的常规与非常规的军事力量来计算，十个中国也不是美国的对手（从纯军事对抗的角度出发）。而这个美国“对手”却时不时把中国威胁挂在嘴边，如果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真的研究过中国的《孙子兵法》的话，他们应该知道“知己知彼”的典故吧，为什么就不能设想一下北京领导人心里的疑惧？
当然，中国人在美国人过分“坦承”面前，确实显得很不大方，而且在诸多议题上躲躲闪闪，可美国人应该明白，只要两国之间的敌意没有完全消除，根据中国的《孙子兵法》，“不透明”对于弱势一方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在中美军事交往中，美方咄咄逼人，动不动就要求中方“透明”，这有些强人所难了。他们应该更好地去研究远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就成为中国人军事宝典的《孙子兵法》，这样，也许更容易同中国人打交道。
冷战思维影响互信
最后一个谁也别想绕开的问题是“意识形态”，或者用更加流行的术语：冷战思维。国际问题专家杨恒均博士写到他在华盛顿的感受时说，（这里）每一位决策者心里深处都还记得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在同北京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提，或者假装记不起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同北京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最终将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当他们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当他们发现那个国家并不像前苏联一样“顺应历史潮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改弦易辙的。他说，华盛顿对北京深深的不信任，就源自于这种意识形态区别。在另外一篇论及中国外交的文章中，杨恒均说，中国领导人在同西方甚至周边一些小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总是不停地保证中国崛起不会危及他国利益，中国以求同存异作为交往的原则，北京在与任何国家的交往中都充分尊重它国的制度与价值观。可反过来呢，那些国家却并不会向北京领导人说类似的话。尤其是西方国家，始终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优越感。用克林顿的话说，他们自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这次中美军事对话中，笔者也注意到，国防部长梁光烈将军向美方表示，中国发展军事不对他国构成任何威胁，而且与技术更先进的国家相比落后很多年。梁光烈将军还说：当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确保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发展。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也表示，中美两军在很多领域有共同利益，而存在的分歧则要以对话、透明的方式来处理。他还表示，美中非常同意建立稳固、持续、且不受政治气氛影响的军事关系……盖茨特别强调了中美“不受政治气氛影响的军事关系”，然而，就笔者的观察，如果一个国家抱着冷战思维，时常以意识形态差异作为指导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则总是会认为对手一旦崛起，就要挑战甚至挑起对自己的战争。中美两国要想建立双边军事战略对话，恐怕还得从政治议题入手。
上面提出的三个阻碍中美军事交流的“障碍”，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一点也不严重，因为它们都不是实际的困难，而是存在于认知与意识之中，属于“心魔”。只要双方多交流，放下成见，应该不是不能跨越的。
杨恒均 201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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