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2008-09-01
星期一
三十年发展的根源：发展是硬道理！
如果说八十高龄的茅于轼是一位山野之中仰天长叹的孤独大侠，那么快要到八十岁的吴敬琏则像是一位短小精悍、深藏不露的大内高手；至于江平老先生，由于魁梧微肥的体魄加上宏大的嗓门，应该是得到少林寺的真传的；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的张五常，只有七十出头，却倚老卖老，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来自西域的不懂中原规矩却把这里搅得一塌糊涂的高手。
吴敬琏老师（从右第三位）和参加会议的广东人文学会的合影
哇塞，这是讲经济，又不是比武？张维迎边讲边有力地挥舞着拳头！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少林高人江平老师的外家功夫。江老师不愧是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举手投足之间呼呼作响，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发言不长，但却余音绕梁，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不止。不过，我不做笔记，下面就把江平老师的学术观点用我粗俗的语言阐述一下。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各种争议不断，小平同志最终一锤定音：发展是硬道理。啥意思呢？就是你什么意识形态、姓资姓社，那都是软道理，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叫硬道理？就是不管白描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政府，只要你过得硬，能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值得称道。
不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样做虽然没有错，却只是完成了一半。因为马克思的核心是两个解放：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解放人自己。其实西方的所有理论也基本差不多。这就是说，除了“发展”，还有一个“人权”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是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党派的，“人权”其实是一个更加硬的道理。江平老师掷地有声地说：“从某种意义上，‘发展’和‘人权’这两个硬道理中‘人权’应该比发展更‘硬’一些！我们不能以‘发展’来限制‘人权’，不能以‘发展’来削弱对人的关怀。”
各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实在让人感动和深思。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一穷二白，像有些人说的，连饭都吃不饱，还讲什么人权？人权就应该是吃饱饭的权利。我虽不完全赞同，但且暂时忍气吞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吃饱饭了，那么是不是说，人权已经解决了？显然没有，现在是不是该同样重视人权——这个硬道理的时候？很显然，硬的东西不止一个了，一手抓不行，要两手抓。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绩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是廉价的劳动力——请问，以前的劳动力不廉价？有人说是勤劳的中国人民——请问，以前的中国人民不勤劳？有人说是党的领导和我们的社会制度——请问，以前的党就不英明了、社会制度有什么变化？有人说是国际大环境，请问，改革开放前的国际大环境不是一样好的……
我想，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理由的话，应该归功于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而那场思想解放又可以归根到底为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不过，这个硬道理到底还有多硬，到底还能够硬多久？不言而喻，难以后继了。我认为，如果要继续发展三十年，而且更加良性地发展，那么必须还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而把“人权”提到和“发展”同样的高度则应该是思想解放的主要内容。
来自番邦的高手张五常
幸亏那个从异域来的张五常是在江平老师之前发言的，这样江平老师的发言就有了正本清源的效果，否则，我肯定要很不爽。下面说一下张五常，我没有看过他其他的文章，只是从那一天他的一个小时发言来判断——顺便提一个小意见，这次所有专家学者的发言都限定在20分钟，而第一个发言的张五常竟然给了一个小时，虽说他的广东话需要翻译，但那样也算是多给了他十分钟。这样给他特例，显然破坏了规矩，也太抬举他了。这里特此提醒今后各位举办类似会议的朋友：不要宠坏一些专家学者——
而尤其要提醒的是不要宠坏了张五常这类学者，他本来就自视过高，甚至趾高气扬，你们再把他宠着，想干什么？秦晖老兄也是这个意思，我深表赞同。
张五常那天的讲话让我非常震惊，此人在攻击了一番《劳动合同法》之后，在表扬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天下第一之后，突然对我们现在要搞一些福利和政府试图保护民工权益的做法非常不以为然，在说到民工每周加班超过36个小时就违反劳动合同法时，这位西域来的高手竟然喊了一句：民工有那么金贵吗？难道比我儿子还金贵，比我张五常还金贵？我儿子在美国常常加班，我张五常每天都超时工作——
这一句话喊出来，差一点让我闭过气去。张五常呀，张五常，你也太牛了。按照你这个说法，整个西方都应该向我们取经，都应该向我们学习，不过我就不明白，你怎么送你儿子到美国去而不送到我们北京来？你怎么一直住香港，就是不肯移民我们广州？
张五常大概知道在座的学者专家没有几个认同他的观点，所以，在一开始就特狂，说我的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这是最好的文章，我不介意大家的批评。难怪我那很有性格的哥们秋风当时听到这话就把张五常的文章丢在了地上，据说，他丢在地上还是比较温和的学者风度，当时他是想站起来跳到张五常面前，把那个张五常所吹捧的最好的经济学文章直接丢在他脸上的。
不过，我就不想加入讨伐张五常的行列了。我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张五常。张五常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独创的，他只不过在解释中国发生的。当他看到中国迅速发展了三十年，全世界都在目瞪口呆（？），西方经济学家们突然发现理论不够用时，他出来说话了，说白了就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既然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如此迅猛发展了，那么现在的制度不就是最好的？如果我们不用保障那些农村来的民工的权益，我们的GDP一样上升，（又没有人造反），那为什么要去搞保障、搞福利？
于是这位来自异乡的高手在高呼他终于看到了最好的制度的时候，忘记了多少流落他乡的农民工至今没有任何保障，一旦没有办法打工或者回到乡下，就得听天由命；他自然也看不到珠江三角洲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工伤中失去的手指头连起来的话足足比他张五常走过的路还要远，他当然也看不到中国还有绝大部分的GDP远远跟不上国家GDP的发展……
张五常的理论是否最好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番邦来到家伙其实是第一个无意中喊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用来解释我们经济发展的理论正好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我们的GDP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上，建立在生态破坏之上，建立在那些断掉的指头上的，建立对人权的损害上……
当然，张五常令人讨厌之处是，他在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后，不是感到羞耻和愤怒，而是继续喊道：啊，那个皇帝的屁股真他妈的是天下第一好看呀！
社会就是舞台，人生本就一曲大戏
短短的两天会议结束了，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要在两天时间里发表观点，互相交流，回答问题，可想而知。不管你是多大牌的专家，20分钟发言，是绝对不能超过的，给你三分钟回应评议，也一分不能多。结果发生了茅于轼主持会议时，不得不打断吴敬琏的精彩发言；而秦晖却无法把话讲完就被主持人“喝退”的精彩场面。
下面把我能够记得的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的名字收录如下（当然也有一些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茅于轼、吴敬琏、张五常、张曙光、江平、樊纲、张维迎、周其仁、秦晖、汪丁丁、贾康、石小敏、邓正来、秋风、王焱、曹远征、许章润、张军、黄少安、盛洪、郑也夫、方流芳、何进、周林军、向松柞、李实、张旭昆、郝元文、关飞进、王晓宇、陈敏、魏普华、施明锋、唐寿宁、高战等等等，大概还有很多，我忘记名字了，请各位谅解。
31日下午四点半，坐大巴士离开这个与世隔绝的酒店，回到北京市区，开始另外一种生活。这次会议让我看到北京真是人才济济。当天晚上回到北京市区，在东四参加一个饭局，一顿饭吃下来，竟然先后来了近二十位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好像都是猛人，商人、文化人、搞传媒的、电视台的都有。其中有几个值得一提：《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作者吴思、《黄祸》作者王力雄，还有早就网交的穆兄，以及不能不提的一位——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的，那就是二十多年前写了《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从而引起了全国大争论的笔名“潘晓”的潘兄，他虽在电视台工作，但每天必更新一篇博文的精神（哥们，从2003年开始呀！），让我好生佩服，深感惭愧呀。
9月1日中午在东直门银座与京城两位大牌的影视大佬餐聚，诚邀我加入团队，据说对我早有研究，只要我愿意轻松一下，远离政治，喜怒笑骂皆文章，就能够协助他们搞出更好的电视剧。思考再三，还是觉得不靠谱，我对矫揉造作的舞台大戏一直有天生的反感。你想，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生本就一出大戏，好好演好自己扮演的角色，不是更好？
对了，据多位朋友研判加推测，中国的大戏快要拉开序幕了——各位，这曲戏中，我们可都是演员，你准备好了没有？
杨恒均 200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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